2016年3月22日，位于上海金桥的诺基亚通信（上海）有限公司突然宣布关厂裁员的计划，这是一年来被关闭的诺基亚第四座工厂。而在金桥这个地方，西门子、明基等先后关张了，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寒冬有多凛冽。

进入2016年，外资企业纷纷把订单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支持RMB币值的庞大中国制造业破产倒闭一批、流动资金被楼市和股死套死一批、民营企业家移民或跑路一批，中国的制造业眼看就要被榨干最后一滴血。

上海诺基亚员工惨被卖猪仔         

诺基亚们清空中国工厂，中国制造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假如2012可以重来         

试想想，如果中国从2012年开始让RMB大贬值，中国的产品迅速恢复国际竞争力。而且那个时候，工厂设施设备仍在，骨干员工没有流失，外销业务网络畅通，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还没有星散，手中持有4万亿外汇，基础设施直追欧美，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充满期待。在东南亚和印度等国产业链并不完备，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的格局下，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制造的霸主地位。

2016外资为何纷纷逃离中国制造业？

——可怕的图景：

资本加速撤离

工厂接连关闭

工人骤然失业

……

——对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步入自己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经济在2016年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面对市场上的通缩和一些外资的撤离，中国的制造业还能不能像曾经的2008年那样渡过自己的危机？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伺机增殖的富余资本又如何寻求自己的活路？

欲解开这些经济迷局，《福布斯》中文版高级采编吴晓波2月11日发表的《中国制造业熬过了2008，却熬不过2015？》，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2月5日，日本西铁城公司突然关闭在中国广州投资的工厂，致使上千员工一夜失业，并由此拉开市场焦虑中国制造业厄运临头的大幕。

在对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的年关审视中，吴晓波发现了一些制造业大省接连出来了工厂倒闭的消息：诺基亚将关闭北京和东莞工厂，东莞和苏州两地数家万人制造企业破产倒闭，温州的传统制造业每天都有企业在消亡……

为什么这些制造业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唱起了对台戏呢？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所致，还是全球的市场通缩所为？如若不是，又还能是什么呢？

短期内，外资外企的逃离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涉外工厂出现负面的关闭潮，并进一步加剧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就像吴晓波多米骨牌效应式地发现的那样，近年来，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家公司累计员工人数近万人。在联建科技倒闭之际，位于苏州的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也宣布关门停产。

除了中国政商环境变化的内因影响之外，东南亚国家低廉劳动力的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实心化的重塑，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因。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印度，也正想通过制造业的繁荣克隆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复苏经济的乏力，也想通过回流一些低污染的高端制造业来进一步坐实自己的实体经济。因此，已独享“世界工厂”殊荣几十年的中国，正在遭受着越南、印度、日本、美国等国在世界生产分工体系上的前后夹击。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对接从中国撤离的中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原本在华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也纷纷回流发达国家。

透过这些制造业撤离中国的最终去向，吴晓波看到在2015年1-2月期间，微软计划春节前关停诺基亚的东莞工厂，近期又已经关闭了上海工厂，正加快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此外还有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此外，市场通缩的压迫、用工成本的攀升、商业付款的延期，也让这些中低端制造业的盈利空间薄如刀锋，营运日艰。

在吴晓波的经济采编中，有这样一些案例很能说明这种市场经营困境。

比如，兆信通讯在山寨机价格战的煎熬中，之所以长期亏损经营，是因为不开工的话，几千万元的前期投入等于打了水漂。今年海外渠道商延期付款，导致年关前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截至其董事长高民自杀时仍欠供应商货款约4,00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数百万元的工人工资。

还有一些老板透露，现在沿海地区的用工成本越来越贵，也令利润薄如刀锋的制造业雪上加霜。目前，珠三角用工成本大约是600—650美元，印度尼西亚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柬埔寨则更便宜，大约100美元。如此用工成本落差，也使着珠三角的制造业更多地瞄向东南亚国家寻找活路。

进入2016年，中国的以制造业支撑起来的实体经济再入寒冬，与2008年那一场“急病”不同，2015年实体经济得的是“慢性病”，无论下什么药拉动经济，对实体制造业都毫无疗效。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降低投融资成本的办法，复苏更多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楼市、股市等市场的泡沫。

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市场通缩、经济泡沫、需求低迷及其它们之间的恶性循环，正在加剧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这个错综的结构性顽疾，并不是简单的宽松货币和对外的产能、资本输出所能医治的。

习近平的一丝一路战略及其对亚洲互联互通的力推，其实质不过是中国过剩产能、过剩资本的对外输出，并寻求通过这种输出减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但这种饥不择食式的对外输出，却也有着不少难以卜知的投资风险。过剩产能、过剩资本是走了出去，找到了下家，但能不能收回成本、获取收益，这都很难说，就像美国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投资那样。从习近平的一丝一路战略所覆盖的经贸区域上看，其中不乏很多政治高危区。比如，阿富汗、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也许投资这些国家能暂时获得一些地缘上的政治利益，但若想从中获取经贸上的长期收益，却未必天随人愿。

在这股外资外企逃离中国的大潮中，中国的新常态经济又何以自救呢？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以代工为主的制造业可以转型生产高端自主品牌，以求出路。但一家东莞鞋企负责人对记者诉苦道，经营20多年的工厂，只有做代工的简单思维，而没有针对消费者个性需求的敏锐市场触觉，若从加工厂转型生产高端自主品牌又谈何容易。

现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困境在于邓小平导向出的用“中国市场换西方技术”的后发崛起战略已经不灵了。西方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死死控制，以及他们对中国山寨苏俄技术而后鲸吞其世界市场的警觉，已倒逼中国制造业只有大力推进拥有自护产权的技术创新，才可能抓住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而助推其重新勃兴在世界市场。

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并还照旧依靠对外输出过剩产能的办法来消弭中国制造业的这种慢性综合征，2015年也许真的会出现中国制造业的滑铁卢——市场通缩与经营亏损下的工厂接连倒闭与大批工人的骤然失业。

一切都为时已晚，房地产一地鸡毛后数千万人已无工可打，制造业转移足以造成上亿人口失业。现在，就连不需要支付人工的监狱都找不到代工的活，普通打工者要做好随时失业的心理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