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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创业潮的?

2016-2-20 21:0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69| 评论: 0 |来自: 互联网

简介: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某位金融学教授。李教授在研究各国金融改革中重要而新潮的一个分支——股权众筹,在得知 2015 年成为中国股权众筹井喷年之后,她的研究列表自然少不了这个古老又年轻 ...

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某位金融学教授(以下皆化名「李教授」)。李教授在研究各国金融改革中重要而新潮的一个分支——股权众筹,在得知 2015 年成为中国股权众筹井喷年之后,她的研究列表自然少不了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国家。

在远程互通了持续 1 年的数据,并在无数个存在时差的夜晚通了无数通电话后,教授总算是对中国的股权众筹市场有了一些理性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建立在来源非常可疑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中国数据库上。

并非自轻自贱,但中国的创投环境一向没那么透明。最有能力的创投数据库 IT 桔子,也不敢保证自己收集的数据在学术层面也是负责的。不信我们来谈谈各位天使投资大佬的收益率?我在多次采访中感受到,对于投资组合、投资收益等敏感话题,再开明的投资人也讳莫如深,而外人在得不到一手信息的情况下,想对其展开分析实属天方夜谭。如果哪个创投媒体敢拍胸脯保证自己的数据可靠,那只有一种可能的情况:他们所掌握的情报,连让他们摸清中国创投圈子水有多深的程度,都未达到。

我无意欺骗教授,实际上更加希望教授能够了解在中国展开学术研究的困难程度,因此我曾无数次强调,我提供的数据非但不全面,简直很有水分。但教授不愧是真正的学术专家,她的回应一直是:「研究各种东西,总会遇到数据不可靠的状态的,不要担心,我们有处理办法。」

来到北京

刚才提到,李教授经过 1 年的研究总算建立了一些「理性的认识」,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逐渐从纯粹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能闲聊两句的朋友。于是,2016 年元旦过了没几天,李教授发邮件给我,说是时候补充些「感性的认识」了。

她在电话中解释说,由于从数据层面及我的描述来看,中国人「股权众筹」的玩法如此与众不同。这自然要感谢伟大的证监会,我心想。然而,只是将这些差异记录于文字,教授脑海中的中国股权众筹仍然有着十足的神秘色彩,因此,她打定主意亲自来北京看一眼,来「创业街」这个神奇的地方「朝圣」。

实话说,在听闻这一决定的同时,我的内心是有些崩溃的。在这之前,我已经无数次地强调,在中国创投氛围一片火热,创业公司数量、估值都直线走强的今天,中国的股权众筹事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寻找正确的商业模式,因此并没太多值得钻研的细节。尽管如此,若让教授亲眼看到创业街光鲜表面下的混沌与野蛮,我想这位国际友人还是会有些失望的。

但教授的回应仍然是理性十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股权众筹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模式,所有人都在探索。」

因此这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下来了,彼时是一月初。一个月后的二月,多数公司的多数员工已经或放假或请假地踏上回乡的旅程,而我的微信语音却突然响起。不是电话而是微信,因为李教授没有中国的手机号码,她只能借着酒店的 wifi 通过微信联系我。顺便说,她在英国的时候就通过微信与我联系了。

就这样,教授在一个天气尚可的下午摸到了创业大街。至于用来向出租车司机描述的地标建筑,在我的推荐下,教授说了「银科大厦」。即便到了今天,在打的前往创业街时,还是腾讯的这座办公楼最具有辨识度。

「一旦与中国人成为朋友」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下,随后教授便掏出纸笔,向我当面询问曾经不易解释的问题。我们谈到,在中国的早期风险投资中,投资方与其说投资项目,不如说投的是「人」。一个创业者若无法获得投资人的信赖,即便它的项目看上去无懈可击,也很难拿到投资。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的「线上投资」没那么「线上」,人们总要经历线下见面的过程,这也使得整个投资过程会拉得较长,而其中存在变数的环节也会变多。

教授表示,在美国,一些股权众筹真的仅在线上就能完成。我说,这可能是诚信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差异,中国的陌生人之间不容易建立信任,事实上失信于人的情况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屡见不鲜。我说,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以平民为主体的、普遍的商业活动从近几十年才兴盛起来,一个良好的诚信环境还有待建立。

我本以为这个话题会在尴尬的状态中结束。但是,李教授并没有附和我的意思,反而表示了自己的异见:「我认为中国人是值得信赖的。虽然如你所言,在陌生人的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但是,一旦与中国人成为朋友,他们很容易变得与你亲密无间。中国的朋友可以涉足彼此一些很私密的事情,也愿意为对方付出到相当高的程度。」

「这在欧美式的友谊中,」教授表达了差异,「是难以想象的。在欧美,你很难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去拜托朋友。但是在中国,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并且值得信赖。」

税收与公职

在谈到北京的地铁时,我们交流了北京、伦敦两地公共交通的价格。李教授表示,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太好,一些工作人员对乘客没有服务精神,就更别提面带微笑了。

李教授说,这在伦敦是难以想象的,毕竟乘客是衣食父母,这样懈怠简直是自毁前程。我向她解释说,在北京,地铁不仅是由企业运营的,也具有很强的公职性质。一些工作人员把地铁当作一个稳定的饭碗,并不会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失业。

李教授略一沉吟,随后说,如果有公职性质,就更难想象这种敷衍的态度了。公职人员的收入来自市民的纳税,没有道理不对市民尽职尽责。我解释说,在中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个人负担的税务比较有限。

「还记得咱们谈到投资的收入么?如果每个人都自觉申报个人所得税,这些数据也许会比较容易统计。」我解释说,中国的个税征收一向是个麻烦,个人难以缴纳,政府难以征收——且不说在主观意识上个人是否愿意主动报税,就冲与税务部门打交道之繁琐,报税这事儿就能把许多人拒之门外。

也许涉及到政治问题,话题可能有些敏感。我们稍微交换了意见,随后,教授向我说了本次见面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虽然我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观点,言论也不受限制,但考虑到我的影响力,很多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会影响到普通人。

这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

更加普遍的互联网生活

我们的话题很快丰富起来,讨论广泛存在的各种互联网公司。我们很快讨论到生活领域,在彼此抱怨了北京和伦敦的房价之后,教授向我说明:在伦敦,由于年轻人很难负担房价,多人共同购买一套房产的模式也已被大众接受。

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曾经对创业项目的设想中,我们就考虑过「众筹买房」的可行性。我盛赞这一互联网思维在伦敦的应用,教授却纠正了我:「不,这种模式与互联网关系不大,主要是通过线下完成的。」

随后,我终于了解到,在李教授眼中,北京的互联网化程度远超伦敦市民的想象。我们的饮食可以轻松地通过各类外卖 app 足不出户地送达,我们可以叫来 O2O 的按摩、美甲,可以在网上约到私厨、家政、月嫂,可以轻松地团购大至连锁店小至路边摊的各种产品…… 在教授对网约租房的几家公司略作了解后,她表示,互联网生活的便利程度,伦敦已经远远不如北京了。

我没好意思向教授提到伟大的淘宝网——虽然她一定知道这一网站的存在,但她或许想象不到,淘宝上出售的商品种类广泛到了何种程度……

咖啡馆一条街

时间将近晚上,我推荐教授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走一走。临近春节,人不是很多了,我们也打算就此机会进到各家咖啡馆里参观一下。

这条街上的咖啡馆真是太多,有早就成名的车库咖啡、3W 咖啡,有后来陆续兴建的 binggo 咖啡、极客咖啡,有拓荒族这种十分明显的创业咖啡厅,有雕刻时光这种传统的咖啡店,还有京东奶茶馆这样另辟蹊径的存在。我向教授解释说,这些咖啡馆有为创业者提供廉价工位的作用,此外也是创业者和投资人见面的场所。

我们也陆续进到了各家咖啡馆。多数咖啡馆有着浓浓的车库情调,不太在乎天花板的装修。很多咖啡馆(比如极客咖啡)大量采用来自创业公司的装修、装饰和器具,虽然给人很新潮的感觉,多少有些不甚协调。我对李教授说,这是一条很务虚的大街。李教授倒认为这一切都好,很有创业的氛围。

我说,确实如此,各级政府官员经常来参观学习,总理就来了两次。

教授很快理解了创业大街的「旅游景点」属性。街上的言几又书店、家谱馆等店面,就更具文化气质。李教授以为这条街上的建筑很老了,我却表示最多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整体风格的问题,看上去略显古朴罢了。

在即将走出大街的同时,教授对「Inno way」的创业大街标牌生发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个「英国人很难理解」的标牌。李教授很兴奋地拍照,并表示要拿给同事看,看看他们能否猜出「Inno way」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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